丁惠民

                                 

(作者为在西双版纳建设兵团的重庆知青)

2007-4-3 16:08:21

今年春节期间,应上海知青(确切的说应该是上海郊区的版纳知青)的邀请,我在上海度过了一个很不平常的节日。

阔别了近三十年的老知青重逢,动人心弦的场景是难以言表的,那一次次被高高举起的杯中斟满的不仅仅是香醇的美酒,更是红土高原上八、九年风雨和热带雨林中沼泽泥泞的雨季。然而,当了解到他们回城后所遇到的种种不公及被贫困疾病缠绕的真实生活状况后,面对满桌的佳肴我再也无法举箸,唯有大口大口的咽酒,强忍心理难平的义愤。在在黄浦江两岸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的阴影处,三十年来曾经在版纳的一万多当年郊区知青没有享受到回家政策规定的知青待遇。那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把同在澜沧江边共同挥锄耕作的回家知青分隔为城市知青和农村知青二个部分,两者的待遇截然不同,这当然不是黄浦江的过错。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

追溯到三十多年前。当时上海的掌权者依仗朝中有人不顾中央政策和最高指示的精神,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混水摸鱼,趁乱打劫像丢垃圾甩包袱似的,公然把上万多名世世代代在田地耕作的农村知青用来充数当作知识青年连哄带骗弄到蛮荒的南疆,还美其名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年云南版纳五万知青为了争取赴北京请愿的权利,举行大罢工。声势浩大震惊朝野并冲破种种阻力冒着严寒毅然北上请愿。就在知青北上的途中,中央急令时任农村部付部长,国家农垦局局长赵凡为国务院调查组组长从即将闭幕的“十一届三种全会”,会场直接赶到机场,在飞机已经轰鸣发动的情况下紧急登机,飞往昆明。可见,中央之重视。这位临危授命直接由中央政治局指派并由国务院副总理王霞领导的钦差到了云南后,拒绝地方官员再三劝阻,率调查组直接下到版纳各农场,深入连队看望罢工知青。当他了解到上海有一万多农民在版纳的实情,当场气愤的诉责上海的做法:瞎扯蛋!怎么把农民也弄来当知青了?回去!统统给我放回去!......{这一史实有当时的文字记载}

2002年8月,我到北京看望赵凡时,他旧事重提依然愤愤不平,说:......中央的政策本来是很好的,到了下面就变了,你把人家的那个农村年轻人搞到云南当知青,人家当然不干。他们有“四人帮”撑腰,毛主席的话都敢不听,坏得很啊,他们整邓小平同志,对叶帅(叶剑英)也不尊重.......(这次会面陪同我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小萌博士)依据上述,不难看出把上海郊区青年当作知青动员到云南去完全是"四人帮"横行时期上海政府的错误举措.现在政治责任无须追究,但政府的职责是有延续性的,为此,上海政府又义务向这批郊区知青道歉,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出台相应的政策给予适当的补偿。这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符合顺应历史,国情,民意,巩固加强社会稳定是政府的职责。遗憾的是实际发生的一切让人感到寒心。

回想1979年初,由于版纳知青的返城抗争,中央政府审事度势,痛定思痛终于下决心彻底解决了知青问题。但是在接受知青回家的问题上,四川、重庆、北京、昆明等省市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唯有上海态度暖眛,推三推四,使得在昆明召开的解决知青回家的工作会议一再次而不决。最后还是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李先念付总理的再三动员说服下,同时也是在各地省市纷纷明确表态全部接受原籍知青的双重压力下,上海才勉强同意知青回来,在这种社会大趋势下,五万版纳知青终于如愿以偿 在全国知青大返城前率先回到城市。这是知青自身奋起维权抗争的成果,理而当然,心安理得。

但上海政府没有负责任的解决郊区知青善后问题,却作出了一项“农来农去”政策以城乡为界,否定了郊区知青的知青身份又将其归纳为农民的身份,剥夺了知青返城后应得到的政策待遇。使农村知青在边疆作出的八年贡献被抹去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在边疆荒野丛林中   苦苦煎熬八年之久,带着满身得疲惫回来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张农民户口,工作就业、住房、医疗无人过问,那苍苍八年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不明不白地丢在那块红土地上,至今没人给过说法。真是岂有此理,这不能不令我大声的喝问:这公平吗?公理何在?和谐社会是这样的吗?

不公平的待遇长期无人过问,知青门开始醒悟了,他们认识到,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争取到自身的权益,决定按照回家法律赋予的权利以及合法的程序逐渐上访,提出自己合理的要求。可是,令人愤慨难平的是,在当今提倡法制的社会,这一符合宪法精神的公民权利的行使却被当作所谓不稳定的因素,不惜开动国家机器调动防暴警力强行压制。在此,我要提醒这些将知青视作洪水猛兽的人几句话:政府是为民众谋利益的,知青一代对国家是有贡献的,他们为生存找政府,说明是信任政府。在位的官员。等到民众有困难而不来找你时,你也该下台了。安定团结并不是忍受社会不公,不是空调的口号,更不是压倒民众合理诉求的工具。记住:历史会客观、公正记录每个人的姓名,不论他是善是恶。不信?去翻看教科书。

知青是特殊年代得产物,它造成得后果几十年来几届政府都没有正确的解决,但,矛盾不予化解必然会积蓄,但不要非把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惊动中央才肯罢休。三十年前正因为上山下乡政策不得人心,而当时被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吹捧成挽救了人民,挽救了党又坚持“二个凡是”者,因不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仍坚持上山下乡运动,使得云南版纳知青被迫举行了大返城运动,这次举动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各方都疲惫不堪,劳民伤财,搞得中央很没面子,让外国人看笑话,这种让亲痛仇快的惨痛经历是不应该忘记的。

这次上海之行历时一十八天。朋友对我说是个很吉祥的数字,我却没有半点愉悦的感觉,唯有一种莫名的烦倦。回到重庆后3天没出门,电话都懒的接听。在外人看来我并没有什么变化,一切都是老样子,唯独我自己明白:平静多年的内心世界已经被打乱,苍思绪象汹涌的波涛在翻滚在澎湃在撞击岸边的乱石,溅起无数的浪花,我究竟要护平哪一朵?我到底在思索什么?究竟想干什么?连自己都说不清楚,只感到有一股从上海就开始产生的压力笼罩着我,也许这就是习惯的使命感吧,不过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时间的紧迫感......。

三月十日下午,我终于出门了。去沙坪坝一个酒楼参加知青聚会,酒过三巡我郑重宣布:从明天起老丁戒酒了(白酒)。我终于颁布了对自己的禁酒令,这是身边众多朋友盼望以久的事。在上海短短十八天我见到了几百上千名知青战友,感触之泽远胜以往十八年。然而那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那战友(北上请愿团成员)重逢的握手拥抱,那镁光灯的频频闪烁,那杯盏交触的盛大宴会,一切的一切都早已在返程途中渐渐谈出我得记忆。挥之不去,抹之不掉令我牵肠挂肚的是那一张张既熟悉又似陌生人的脸庞,上面布满了岁月的风霜,一道道泽逐的皱纹里蕴藏着多少人生的坎坷,当年青春飞扬的神采已不再见,曾经豪情万丈,战天斗地健硕的身躯已经显得病弱锉矮。但我知道这就是我风雨同舟的战友,这就是我情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是我在此生能从容面对任何惊涛骇浪的坚实后盾。我酸楚的意识到;在欢歌笑语消逝后在镁光灯闪过之后,在酒席结束后,他们面对的依然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清贫难熬的日子。临别时的再一次握手,我从那一双双依依不舍微微颤抖的手中察觉到了他们内心深处传来的信息。虽然耳中听到的是最热烈最诚挚的祝福,但我已不敢正视他们的目光了。因为那目光充满了弱势者长期无助的急切期盼,在上海十多个夜晚我天天无法安然入眠,一闭上眼睛就会浮现出白天那难忘的一幕幕情景。三十年前当我振臂疾呼时,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兄弟姐妹们冒着风险,置身死于不顾据理抗争而得到的竟是今天这样的生活处境,连起码的正当的政策待遇都享受不到,看看他们整日里柴米油盐劳累忙碌,经不起疾病侵袭的艰辛状况,再转脸看看那些豪宅名车,灯红酒绿一掷千金的富人们,难道这就是和谐小康社会吗?我们没有仇富心态,但我们需要社会公平对待我们。需要政府公正的对待我们。

今天中国世界的繁荣是我们用青春为代价换来的,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奉献当时的中国的国民经济早就崩溃了。同样在改革开放最艰难的时期又是我们承担起了国企裁员下岗的重压,那时儿女们正在求学,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要多艰难就有多艰难,这一切的一切我们咬着牙熬过来了,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吞咽下去了,因为我们是知青。我们知道自己传承和担负的民族责任,社会责任。然而岁月不绕人啊,我们也开始老了,我们的肩膀再也承受不起担子了,我们不想也不会索取任何回报,但求一个公正的评价,是的,看看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我们也应该老了,自然法则嘛,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从此就可以安心养身熙年了,至少我认为我们还要做我们一生中的最后一件事,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知青生涯讨一个说法。

问几个为什么:荒芜我们青春年华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谁应该对这场运动负责?谁对我们被耽误了的青春负责?人类社会有一个基本法理:对任何不公正遭遇的追责和拷问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力,何况是整整一代人。

据官方统计,全国共有一千七百多万知青被直接卷入上山下乡的狂潮中,这还不算文革前历年下乡回乡以及各大城市动员到边疆的青年,严格地说他们同样也是知青。在此,我负责地声明:就是全中国知青那自愿放弃对上山下乡的追责权,我丁惠民只要活着,就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也要把这个问题追究到底,讨个说法,弄个明白。因为我是一个中国公民更是一个中国知青,我有权力对自己的遭遇问个究竟,多年来,我一直有条座右铭:我是知青我怕谁?

我坚定相信上海郊区的知青是不会放弃这一权力的,版纳知青也不会放弃的,全国知青都不会放弃的,因为我们都是知青,喂,还需要更多的理由吗?  

(原载:重庆版纳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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